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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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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资本流入的原因及其影响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跨境资本持续大量流入。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初拉美债务危机，第二次是上世纪90年代末东南亚金融危机，第三次是2007年爆发的全球次贷危机。
从上世纪二战后来看,大规模资本突然趋势性逆转,从净流入转变为净流出主要发生过三次。六是金融自由化不能过快、金融监管不能滞后。鉴于拉美债务危机对于全球特别是我国的影响较为有限，而次贷危机引发逆流的时间又相对较短，并且随着美国大规模的放松银根和财政刺激，资金重新流向发展中国家，此处我们将着眼点主要放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东南亚金融危机上，以期从中发现一些基本特点和规律，获得应有的启示。当前国内宏观经济运行良好，金融体系稳健，但不应忽视的是，当前的状况在许多方面与上世纪90年代期间南美与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危机前的状况有一定程度的相似。舆论转向可作为资本流动转向的先行指标 对于如何及早发现与预警资本突然大规模的流出，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避免资本流动对该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冲击，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判断。
第一，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内部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不均衡现象。货币贬值引起短期资本的大量外逃，资本逃逸又使得国内资金匮乏，经济陷入困境，从而进一步动摇了投资者的信心，这反过来又加剧了货币危机。对于这种旁落的风险，霍姆斯就曾提醒过：理性地研究法律，当前的主宰者或许还是白纸黑字的研究者，但未来属于统计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者{35}。
统一型监管体制是作为对金融危机反思的成果而存在的，在客观上，如果既有的制度确实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那么矫正的合理性是不容置疑的。从长远看，中国应当走金融统一监管或综合监管之路，变分业监管为统一监管，建立统一监管、分工协作、伞形管理的金融监管体系。不可否认，西式的法治思想与传统很美，但它毕竟不是我们的原创。反之，如果在理论的内部还没有完全解决内在的冲突，那么马上将这种理论付诸于实践，就显得有些冒进与唐突。
{10}实际上，除上述之外，无论对金融监管体制从哪个角度进行分类，都逃脱不了金融监管权力在宏观组织上或分立或统一的巢臼。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只要从正反两个方面查明统一监管体制的是与非，就可以达到洞明分业监管体制利弊的效果。
【关键字】后危机时代。{30}从客观角度说，多边监管或统一监管本身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选择何种监管体制既取决于一国的金融业发展状况，又要受政治、文化、历史甚至地理等方面因素的影响。虽然世界各国金融制度形成的历史、政治、法律、传统及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以及金融监管理论和方法上的差异导致监管体制各有千秋，但是根据长期的实践，学者们对形形色色的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归纳与总结。金融危机的编年史也印证了金融监管体制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与激烈演进之中的事实，几乎每一次较大规模的金融突发事件与危机都会或多或少地触发金融体制的改革，如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就已作为对此次百年难遇的金融危机加以反思的伟大成果而存在。
权力配置 金融危机不仅意味着经济的衰退，而且更意味着监管理念的变更、监管权力的重组与监管体制的再造。一个发达的法律制度经常会试图阻止压制性权力结构的出现，而它所依赖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通过在个人和群体中广泛分配权利与权力来达到权力分散和平衡的。若面对金融危机的肆虐，出于一时的激情或恐惧，在政治权威的造势下，我们将宏观审慎监管及其语境下的统一型监管体制视为世界各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目标的圭桌，这就是一种断章取义、一种莽撞的武断、一种压服下的暴力。其中，澳大利亚审慎监管署和证券与投资委员会负主要监管责任，审慎监管署负责金融体系的审慎监管，并有义务就保持金融市场稳定的事项与澳储备银行合作。
如前所论，在根本上，一国金融监管体制是由本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金融发展程度所决定的，因此识别与判断一国金融监管体制有效与否以及是否必须改头换面，其关键因素在于它能否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能否确保金融体制的安全，以及金融创新的活力没有受到人为的抑制。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的整体金融安全理念，其所谋求的是金融系统风险的防控，彰显的是微观审慎监管服务于宏观审慎监管的思维。
很久以前，对于真理，约翰·密尔曾指出：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绝对确定性的东西。公正而言，以权力收缩为特征的统一型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具有反法治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这标志着人类法治精神与实践的轮回式没落。
真理并不以赞同人数的多少来决定，它既可以在多数人手中，也可以在少数人手中。{26}为了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从而保证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我国也应该尽快建立宏观审慎监管的机构模式。在学理研究中，金融监管体制是一个仁者见仁与智者见智的问题。对此，休谟曾言：如果一个哲学家一旦抓住了某个他喜爱的原理，而这个原理也许能说明许多自然现象，他就会把这个原理扩大说明整个世界。功能型监管体制，即作为对机构型监管体制的矫正，依据金融机构提供的产品属性，而不依其机构的性质来确定监管权力的归属，其产生的背景是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交叉日益扩大且已对传统的分业管理体制产生了严重挑战而导致大量的监管盲区。继往开来地评价，金融创新、监管套利、监管俘获等并不具有十恶不赦的原罪，相反，它们促进了市场的改良与法律良劣的新陈代谢，因此时下的法律必须为未来事物的发展留下活性的空间，而不是刚性地置一切新生的事物于死地。
{33}经济分析法学实际上走了一条制度主义的路线{34}。当一个国家的法律建设是以丧失特性为代价时，其合理与否不是当下就能盖棺定论的。
学无止境，其实对于法律的创新来说，其理亦然。 三、中国的改革之路何在：一个分与合的问题 （一）观点清理与认识 在论证之前，笔者认为，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研究言必称欧美，在研究的范式方面，雷同地表现为欧美如何改革→中国存在的问题分析一完善建议的工序。
在对金融危机→金融监管体制变革的这种黄金规律进行解剖时，我们必须走得更远、更深刻，而不是一味地迷失于对当下流行的实践及由此推演出的理论进行追捧与属类划分。毫无疑义，危机下的金融体制创新加速了人类对人定法的自省与批判，有益于金融监管有效性的提升，但是金融监管组织的重组与权力收缩性重置也加重了体制化自身的风险。
{9}事实上，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监管权力收缩与重组的结果就是公权力借危机之势不露痕迹地扩张以及对应的私权压缩，然而，对金融监管体制只作形式上的探讨及过分缠绕于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无益于制度风险的发现。{2}它主要关涉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被组织起来的机构是什么，以及其构成部分是如何发生关联的。很久以前，哲学家黑格尔曾言：法律决非一成不变的，相反地，正如天空和海面因风浪而起变化一样，法律也因情况和时运而变化。同时，监管俘获、监管套利、监管真空等问题也并不是统一型监管体制所能毕其功于一机构的，因为在统一的机构下，监管俘获的理论因子及其现实基础并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有效地清零，且集权所可能导致的内部治理失灵也为监管者进一步被俘获造就了诱因。
他们也有可能是经济支配集团或政治统治集团的代理人，他们关于何谓可欲的社会政策之看法会带有阶级偏见或阶级利益的色彩。那么，值得考究的是，破旧立新的统一型体制就能达到药到病除的效果吗？答案则不尽然。
对于学者们的研究，智者黑格尔曾作如下评价：在我看来，普通人的推理所包含的真理要比读书人的推理所包含的多得多。{4}该类监管体制的目标主要凭借两个层次来实现，即通过审慎监管机构来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健，及通过行为监管机构来保障金融消费者的权益。
是故，在某种程度上，当我们在为金融监管体制进行论战时，倒不如说，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国家金融监管权力如何分切的问题。根据监管权限在中央与地方分权的不同，后者又可以分为一线多元监管体制和双线多元监管体制{5}。
{29} 无论是危机之前，还是危机之后，对于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应向何处去的研讨，从来都是一个热门话题。虽然2008年全球化的金融危机以其强烈的破坏力展现了其恶性的一面，但是在另一个侧面，也展示了其善的一面，因为在这场洗涤中，凯恩斯主义得以进一步巩固，以宏观审慎监管理念为导向的金融监管权力成功地进行了收缩与集中。基于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应走改良路线的定位，针对当下存在的问题，我国可以采取以下举措：一是强化监管合作机制。对于法律的本土自恰性，很久以前，孟德斯鸠就指出：人类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气候、宗教、法律、政府准则、先例、道德和习惯。
其二，当下问题的解决。在这些国家都另起炉灶之际，我们究竟是何去何从呢？是随波而流，还是淡定依然故我？在各种学说泥沙俱下之时，这是一个必须理论得清清白白的方向问题，对此，分析如下： 其一，金融监管体制废与立，或改与不改，必须尊重国情与金融发展的规律。
[4]在我国的法学教育与研究中，弥漫着一种西式法律思想与实践现学现卖的风险。毕竟，演绎的历史说明，更苛刻的监管、更强势的监管权并没有带来更安全的金融秩序。
在诸多研究中，经济学者认为，在一些金融业不发达的国家，通常实行的是统一监管的模式，在一些地域面积较小的国家也通常采用统一的监管模式。权力的集中不仅易于导致权力的误用与滥用，更甚的是，它更可能对被监管者造成合法但不合理的伤害以及合规成本的增加，而这一权力风险的防范对于素来具有官为民做主传统的我国来说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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